必威体育官网入口-必威体育app网址

与海为敌

2020-12-28 01:57:49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0年6期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直达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之举,却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在更为伟大的权力面前,郑和没有选择……

责任编辑/黄梦怡

1407年10月2日(农历九月初二),大明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作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命根。

郑和剿灭陈祖义的行动,被赋予了正义的光芒

旧港之战,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此前名为三佛齐,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歡在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陈祖义作为一个小人物,在中国历史中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因此,“人甚富饶”。此处“水多地少,头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余民庶皆在木筏上盖屋居之,用桩缆拴系在岸,水长则筏浮,不能淹没。或欲于别处居者,则起桩连屋移去,不劳搬徙”。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中国正史中,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在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中,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称得上是价值连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洪武九年(1376年),新国王麻那者巫里向明帝国请求诏封,朱元璋下旨封其为三佛齐国王。没想到,这却点燃了当地的烽火。

点火的是三佛齐的邻国爪哇(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二战后并入印度尼西亚)。当时三佛齐已经被爪哇“役属之”,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闻天朝封其国(三佛齐)为王”,爪哇大怒,将三佛齐国王诱杀,改其地名为旧港。但是,爪哇势力毕竟有限,“不能尽有其地”,“于是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居之。遂有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先后自称头目”。在明成祖朱棣夺位四年后,“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子观政,并来朝”。

陈祖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旧港的一名华人领袖。梁启超的《郑和传》中称他为三佛齐王,虽不确切,但也贴切。正史记载说,陈祖义“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邀截往来贡使”。这些记载确立了陈祖义在正史中的海盗形象,郑和剿灭陈祖义的行动,因此被赋予了正义的光芒。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刼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诈降”,而只是“来报陈祖义凶横”。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甚是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万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过于渺小。

战斗是相当残酷的,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

严厉的追杀令,追出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单凭举报就抢先“亮剑”。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代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便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扇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宣告着天朝大国的凛然不可侵犯。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代,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局,陈祖义伏诛

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对象之一,但他幸运地避免了被当作海盗除去的命运。

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仆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仆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代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

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朝廷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吊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征聘贤才、奉旨吊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人才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

谭胜受的工作能力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道明、陈祖义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道明、陈祖义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呆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道明、陈祖义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按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因此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

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道明、陈祖义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道明,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

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

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旧港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撑哪一方。

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历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精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皈从回回教门受戒把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崇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

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大家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凭借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海盗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

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滯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急流勇退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1124年,在许兢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同样记载了:“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在发现磁石能够吸铁的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制造了司南,广泛运用于陆上测量。而欧洲直到千年之后,才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

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结合指南针的使用,详细标注航路的情况,也称为“针经”“针谱”或“针策”。到了元代,指南针成为中国航海的主要导航方式,不论昼夜晴阴都用。

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1至1.2万石(500至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至600人,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中国海船,实际上成为全球海洋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则记载了200多个国家,其中的99个是他本人“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一缗等于一千文)入洋”。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泉州海商王元懋,“嘗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代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开拓。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也是被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两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代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迷,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京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就确定了“不征异国”的国策,此后更是宣布了15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朱棣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耀兵异域”,恰恰相反,“耀兵异域”的威慑作用,才是确保“彼不为中国患者”的前提,郑和的庞大舰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的最好载体。

梁启超在著作《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郑和下西洋的“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会颁布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政治压倒经济,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郑和自己曾说,出使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飞行变成一次豪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自此崩溃。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代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如果不想方设法挤入这一荒诞的免费派对,就只能下海当海盗了。

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代廷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也成为日后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虽然是贡品,但其实是中国并不罕见的一种鹅卵石),正统二年(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

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至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马上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代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为做这种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至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個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的1375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至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五品以上高级干部工资的70%为实物,五品以下官员工资的60%为实物。明成祖死后,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宣德九年(1434年)以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发放给了官员们,不久又扩大到军队中,军饷的一半由胡椒、苏木代替。这种特殊的“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胡椒、苏木库存耗净才停止。“万邦来朝”的库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个世纪,其间,穷疯了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时期,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摧毁航海技术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更令后世郁闷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记录中谦卑恭顺的朝贡文书,可能大多数并非朝贡者的原意,而只是翻译上的“技术性处理”。据说,至今在马六甲博物馆,还有明代使节跪拜满剌加(马六甲)国王的大型雕塑,这与明代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谕、马六甲国王到中国朝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荒,已经将直达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之举,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虽然是公权力无远弗届的伟大,却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如果不依附于权力,就完全失去了脊梁骨;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在更为伟大的权力面前,郑和没有选择。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1日第1版;编辑:雪珥)

必威体育官网入口|必威体育app网址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