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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之殇

2020-12-28 01:57:49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0年6期

王直不断地向政府表示只有开放海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源。耐人寻味的是,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海盗,而是叛国。显然,真正令朝廷担忧、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失去了控制,四出攻击,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责任编辑/黄梦怡

明嘉靖三十八年腊月二十五(1560年初),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官巷口外设了法场,刽子手已就位,沿街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军士和看热闹的人群。

这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翼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二人抱头而哭,死囚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似乎不胜怨恨。说完,死囚伸颈受刃,至死不屈。这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大首领”王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也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老乡关系令胡宗宪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

法场不远处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朝廷上书,希翼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那风起云涌的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作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广泛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个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王直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这是两个相邻的县,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30公里左右。在明代,这两个县都属于安徽徽州。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也令他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干部,品秩虽不高,但因是“代天巡狩”,权力却不小。当时,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个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和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除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试图加强抗倭工作的领导。在这些省部级领导们面前,胡宗宪实在过于官微言轻。但他很能察言观色,不久就傍上了赵文华。赵文华是权臣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赵文华与张经、李天宠关系都不好,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胡宗宪本人虽然在官场上见风使舵,但其工作能力的确很强。作为绩溪的大户子弟,胡宗宪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嘉靖十七年(1538年),26岁的他考中进士,进入刑部观政实习。两年后,他被派往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担任县令,政绩卓著,不仅妥善处理了旱、蝗两灾,而且剿抚并用,解决了当地的盗匪问题,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开始,因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他丁忧在籍五年。复出后辗转为官,在调任浙江之前,还参与了湖广平定苗民暴动的作战。以此经验,在浙江任内,他无论军务、政务,都表现不俗,在大明帝国的官员队伍中,算是文武全才的培养对象。

在严嵩的协助下,赵文华先后成功地排挤了张经和李天宠,并极力推荐胡宗宪。于是,胡宗宪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接替了李天宠的巡抚差使。随后,赵文华又积极排挤新总督杨宜,胡宗宪再度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替杨宜总督浙江、南直隶(南京附近归中央直属的区域,清代改称“江南省”)、福建等地军务,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成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醒地认识到,“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海上贼惟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只有制住了王直,才能奏效,“若能以计致其主帅(王直),则众将自解”,“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两人在日本碰上了王直的义子王滶(原名毛海峰),王滶告诉他们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即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

其实,两名使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见到王直,并向他传递胡宗宪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上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过再三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王直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对手下说:“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于是,他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日纵饮青楼,军门间移之观兵,因盛陈军容,以阴慑其心”。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当逮捕他的时候,王直“强项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地方大员,他自己也陷身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王直“虽系狱,其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朝廷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他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

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的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

按照谢顾的记录,王直“于是遂起邪谋”。谢顾并没有说明这段记载是否来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软禁的两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连坐囚禁的时候,谢顾应当是有机会与王直及其家人当面交流或参与审讯的。这种“天星入怀”的记载,由谢顾伪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众面前证明来历不凡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此地有民谣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歙狗。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根据记载,他曾告诉同伴徐惟学、叶宗满等人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于是,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

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

明代立国后,倭寇肆虐。此时的倭寇,主体还是日本人,除了以劫掠为目的之外,也有报复元代东征日本的因素。倭寇骚扰的重点,主要是随同元代征日的朝鲜,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

明代全面实行海禁政策之前,朱元璋保留了元代的对外贸易,而日本因为与元代结仇,从不来朝,朱元璋就派人前往宣谕,要求日本打击倭寇,同意他们前来朝贡。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出兵征服了南朝,随后统一了日本。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代,明使随即到日本进行册封。此时,明代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并赐上刻“日本王之印”的龟形金印,自此,足利义满在呈递给明代的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明代与藩属国的关系,主要通过朝贡维持。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使团发放勘合凭证,持有勘合者,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到中国的勘合贸易船队,最早在建文三年(1401年)就开始了,但自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代的朝贡体系。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来自勘合贸易的收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日本朝贡船的船头往往树立一面高达一丈的大旗,上书“日本国进贡船”,日本朝野最希翼看到的,就是这面旗出现在海平线上,那几乎意味着财神爷的到来。

令日本人遗憾的是,朱棣规定了日本十年一贡、每次百人、两艘船。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本人就想方设法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明代官员也都放行。有一年的朝贡船达到了10艘,总人数则是1200人,货物严重超过限额。

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將自己携带的货物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

每当明代的使节来访,足利义满都亲自到兵库港口迎接,并行跪拜大礼。陪同明使在京都常寂光寺游览时,他还身穿明代服装。为了报效明代,足利义满向明代献上了一份大礼:20多名倭寇首领,这些倭寇都用“彼国(日本)之法”处决:放在铜甑(大蒸笼)里活活蒸死。

足利义满死后,接班人、其子足利义持不满于朝贡的形式,认为有辱日本国体,于永乐六年(1411年)停止朝贡。直到20年后(宣德八年,1432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在这20年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多达17次,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

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但它的确切位置,因明军镇压之后实行了填港,至今仍未能确认,多数人都认为今日普陀的六横岛就是双屿岛。据说,双屿岛上草木不丰,禽鸟不群,但南北水陆相接,是天然的深水海港。

双屿岛“乃海洋天险”,“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明初这里就被当作“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

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双屿岛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王直投奔许栋的双屿岛时,自己带了千余名弟兄入伙。从史料分析,在此前,王直与许栋就有许多生意上的来往,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诩为许栋的下属。入伙之后,王直担任了双屿岛的首席财务官——管库,由此可见其学问常识或许在圈内是比较出色的。随后,王直又被提拔为船队队长——管哨,进入了许栋的核心圈。

双屿岛这一“世贸中心”的红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也就是王直入伙双屿岛的次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这位新官办事认真,到任后发现,在双屿岛的走私贸易下,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沿海民众纷纷与倭寇勾结。此时,官方依然沿用倭寇的称呼指代所有武装走私者,实际上,其中的日本人,即当时所谓的真倭很少了,绝大多数都是脱离了官方约束的中国武装商团。朱纨看到,“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他深为感慨:“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

朱纨认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须认真实行,他提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武装取缔双屿岛这个走私天堂和“世贸中心”。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开始了行动。都司卢镗率军由海门进兵,官军战船380艘、人数6000人,占据完全优势。经过激烈的战斗,“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几乎歼灭了双屿岛上的许栋武装商团。王直在大战中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岛。朱纨将双屿岛上的天妃宫10余间、寮屋20余间、大小船只27艘全部焚毁,并用沉船、石块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几乎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次年,他终于抓获了双屿岛另一走私头目李光头等,竟不加审讯和请示,就集体处决了此团伙的96名成员,震动朝野。

朱紈的铁腕和冷血,令浙江、福建一带的豪强大户们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才是双屿岛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明史》中记载说,这些走私船的“舶主皆贵官大姓”。朱纨自己其实也已经看出来了:“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他还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朱纨在双屿岛的作为和随后的大规模处决,激起了众怒,闽浙籍官员以滥杀和擅杀为理由,对他发动了联合弹劾。在巨大的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将朱纨“双开”回籍,不久他就自杀。朱纨此人,时人与后人一直都有不同评价。明代的徐光启就说,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万表则在《海寇议》中说:“夫以朱中丞捣穴焚舟,除海巨寇,凿山筑海,功非不伟,而人未有怀之者,盖以其高而不下,粗而不察,惟专攻其末,而反遗其本,临下虽过严,地方之通番者,纷然如故,除一许二,增一五峰,其劳宜不足称,此不犹汲水灭火,而借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故本之所当先,而末之所当后也,明矣。”

万表说的“除一许二,增一五峰”,就是指许栋被灭后,反而为王直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明帝国发现,他们接下来要对付的,是远超许栋的王直。中国的海盗——武装海商集团,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

逃出了炼狱般的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是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朝廷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一则搞好政府公关,二则扩大自己的势力。根据其后来在狱中所写的《自明疏》,他的功劳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海贼首卢七抢掳战船,直犯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复出马迹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贼船一十三只,杀贼千余,生擒贼党七名,被掳妇女二口,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

——嘉靖三十年,“大伙贼首陈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敌,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托臣剿获,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

——嘉靖三十一年,“倭贼攻围舟山所城,军民告急,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救解,杀追倭船二只”;

……

这其中,王直所说的陈四,其实并非“大伙贼首”,陈四所在集团的首领是其叔父陈思盼。陈思盼是王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基地设在横港,当王直船队经过时,“屡被邀劫”。这一年(1551年),有位王姓海商率船20艘到浙江海面进行贸易,拒绝了陈思盼的入伙邀请,结果,陈思盼“谋杀王船主,遂夺其船,其党不平,潜与直通,欲害思盼”,王直于是设计,在陈思盼寿宴之日“内外夹击,杀思盼,擒其侄陈四……余党悉归直”。

这一战实际上是王直奠定自己东海之王的关键一战,他在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获得了重要的基地,“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王直集团成为太平洋上最为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

此时,王直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希翼朝廷开放海禁。虽然王直甘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主动为政府承担了艰难的抗倭重任,在海洋上建立了秩序,地方官员也默认了他在走私贸易中的地位。此时,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不会刁难,行动自由。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酣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干脆宣布称王建制,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

稳定下来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呼即往,自以为荣”。

在日本站稳脚跟后,王直率军反击,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万金”加“伯爵”:“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

“隆庆开关”,倭患消解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王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说明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海盗、而非军门能提供衣食。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分析道,海禁政策只能限制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与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他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倭寇乃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

福建巡抚、抗倭名将谭纶,曾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的奏折中说:“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之过严”,“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私贩日本一节,百法难防,不如因其势而利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徐光启则更为形象地比喻道:“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

王直与这些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他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只有开放海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源。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面对凶险的官场斗争,胡宗宪无奈食言,奉命处决了王直。

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失去了控制,四出攻击,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时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王直死后七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明穆宗即位,改元隆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迅速得到了穆宗的批准,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也在这年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

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由引(许可证)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更值得一提的是,隆庆四年(1570年),在张居正和高拱等朝廷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代,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年)的77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三亿三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王直死了,令人悲哀的是,这个被体制當作叛逆的人,却一直努力在向体制内靠拢。他的以身犯险,实际上也是为了获得体制的一丝认可,试图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动海禁的废止,却没料到最终还是做了牺牲品。

耐人寻味的是,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海盗,而是叛国——“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只是雇佣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还是指控他“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显然,这样的判决,与其说是刑事判决,不如说是政治判决。真正令朝廷担忧、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恶法出刁民”,王直等一众海盗也是被逼上梁山,内心深处与梁山好汉们相同,都是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无非是另一种途径和渠道而已。区别在于,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则是赔尽了老本——尽管他用自己掀起的惊涛骇浪,唤醒了帝国内的改革力量。

王直死后,“老乡骗老乡”的胡宗宪加官进爵,但两年后(1562年),严嵩失势,胡宗宪被指控为严党成员,在皇帝保护下涉险过关,随即退休回家。又三年(1565年),朝廷查获严嵩之子严世蕃写给胡宗宪的亲笔信,胡宗宪被捕入狱,未几,死于狱中,官方结论是自杀。

据说,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留着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其实,这副对联被后人无数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国海盗故事里,或许,在许多的中国海盗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烙印。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1日第1版;编辑: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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