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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对峙

2020-12-28 01:57:49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0年6期

郑成功曾经向隆武皇帝建议的“通洋裕国”,在他自己手上充分加以发挥。“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郑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这支海军是郑成功能在清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巍然不倒的保障。收复台湾前,郑成功说:“澎湖岛离漳州诸多不远,固为其所属,大员(台湾)亦接近澎湖岛,故此地应属中国之统治。”一天之内,郑成功的炮兵发射了2500发炮弹。荷兰军队被迫撤离,两天后请求停火和谈。

责任编辑/闻立

23岁的郑成功全身缟素,披麻戴孝,腰间却悬着一把宝剑。

一面大蠹旗在金门岛的狂风中翻卷,上写“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忠孝伯”、“招讨大将军”是郑成功在大明帝国的爵位及职位,而“罪臣国姓”则是自称,因他早前被隆武皇帝赐姓“朱”,人称“国姓爷”。

在这之前,他刚刚得知了噩耗: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廷,而清军居然背信弃义,扣押了父亲,纵兵攻击郑家基地安平(晋江安海),郑成功之母、日本女子田川氏被清军奸污,自缢而死。国仇家恨,推动着年轻的郑成功走上了历史大舞台。

此时,正是1647年1月。

郑氏一门执掌南明中枢大政

一切都要从郑成功的父亲、几乎控制了大半个太平洋航运和贸易的郑芝龙说起。

郑芝龙被大明帝国招安后,很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在平息了一个个竞争对手后,郑芝龙成为太平洋上的霸主,重建了海洋的和平与安宁,海上贸易因此蓬勃发展。

但是,一切都被战争再次打断:先是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随后八旗铁骑大举人关。

此时,江南地区仍在大明政府的控制之下,刚继承王位不久的福王朱由崧正在南京。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的世子,封地本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后,福王朱常洵被杀,“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菹,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清代官修的《明史》则称李自成厚殓朱常洵,“桐棺一寸,载以断车”。朱常洵死后,其子朱由崧逃到江淮,两年后经崇祯皇帝批准继承为福王,就留在了南京。

崇祯皇帝死后,朱由崧成了与他血缘最近的皇族成员,但此人骄奢淫逸,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就曾说“福王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但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力推下,朱由崧先出任监国,后即位称帝,改年号为弘光,这就是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芝凤)也被任命为镇江总兵、镇海将军。换了新皇帝后,郑家势力丝毫未见削弱,反而因其兵精粮足、富甲天下,而在这乱世中更为耀眼。

弘光皇帝即位后,大赦天下,被囚禁于凤阳的唐王朱聿键也被放了出来。

朱聿键和崇祯皇帝、弘光皇帝都是堂兄弟,却命运不济,早年曾和其父朱器墭一起被祖父、唐王朱硕熿囚禁在承奉司内。朱器墭不久就被自己的兄弟们毒死,朱聿键却阴差阳错地被祖父立为世孙。1632年,即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打败荷兰人的前一年,老唐王朱硕熵病死,朱聿键就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封地仍在南阳。1636年,清军奔袭北京,朱聿键率军勤王,但在途中被崇祯皇帝勒令返回,在返途中与李自成军相遇,受阻无法回到南阳。崇祯皇帝趁机将其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改封其弟朱聿镆为唐王。

没想到,朱聿键因祸得福:1641年,李自成在攻陷洛阳前后,也攻陷南阳,杀死唐王朱聿镆。等到弘光皇帝在南京即位,朱聿键终于被释放。但弘光皇帝也如同崇祯皇帝一样,忌惮他的能力,于是在1645年下令,命他迁居到广西平乐府(今桂林南),相当于发配。

弘光皇帝是个昏君兼暴君,弄得南京小朝廷乌烟瘴气,其本人因为纵欲无度,到处捉蛤蟆配制春药,人称“蛤蟆天子”。1645年,清军南下,围攻扬州,兵部尚书史可法死战而败,清军在扬州屠杀了10天,史称“扬州十日”。随后,清军攻克南京,弘光皇帝逃到芜湖,被叛将田维乘出卖,成了清军的俘虏,并在1646年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南京被清军攻陷的时候,被发配到广西的唐王朱聿键刚刚走到杭州,正遇上退兵回福建的镇江总兵郑鸿逵,他就跟着郑鸿逵的部队进入福建。

郑家兄弟都是精明过人的人精,如今天下无主,手上有个唐王,正是绝好的机会。郑鸿逵倡议立唐王朱聿键为帝,许多大臣认为应该退敌为先,毕竟弘光皇帝虽然被俘,但此时还活着。郑芝龙、郑鸿逵认为事不宜迟,否则其他人可能会拥戴别的皇族先行称帝。

于是,众人便在福州拥戴朱聿键即位,改年号为隆武,这就是隆武皇帝。郑芝龙、郑鸿逵因此受封侯爵,另一兄弟郑芝豹受封伯爵。郑氏一门至此执掌中枢大政。

这一年(1645年),郑成功已经21岁,刚刚结婚两年,并在上一年到南京太学,师从著名学者钱谦益。南京沦陷后,郑成功回到福建,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人深得隆武皇帝的赏识,曾说:“恨朕无女妻卿。”受封忠孝伯、御营中軍都督,与其堂兄弟、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一同被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仪同驸马。这就是世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他的母亲田川氏也在这一年被接到了福建。

在成为“国姓爷”之前,郑成功的大名叫做郑森。而他刚出生时,名为福松,6岁那年(1630年)从日本回来,郑芝龙改其名为郑森,字句俨,开始接受传统教育。郑成功天资聪明,8岁时已会背诵“四书五经”,10岁能写八股文,据说在12岁时就写出了令老师震撼不已的文章。老师命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作文,他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务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雄才大略初现。

更为难得的是,郑成功并非书呆子,“喜读书而不拘于章句,好《春秋》及《孙吴兵法》,又好驰马击剑;文武兼资,慷慨自负”。郑成功接受教育的时候,正是郑芝龙事业蒸蒸日上、成为西太平洋霸主的时期,这些都大大拓展了郑成功的视野和胸怀。

郑成功在金门,得知母亲及隆武皇帝噩耗,全军缟素,与众盟誓说:“本藩乃明代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

郑芝龙的降清,标志着一个刚刚崛起的蓝色中國,再度被拖入了大陆上的血腥战争之中。郑家的海洋王国虽然之后还存续了很长时间,但大量精力被牵制,无法再向海洋进取。而在此期间,荷兰和英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中国人最终失去了对西太平洋的控制权。

“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

1647年1月,郑成功在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名义缟素兴兵时,只有弱兵数千。在随后攻打海澄、泉州、同安等战役中,均不敌清军而败退。

此时,桂王朱由榔已经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史称永历皇帝。郑成功到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才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被册封为“延平郡王”,因此,他也被人称为“郑延平”。

闽粤海盗,成为郑家军的主要来源。“泉(泉州)属为滨海之区,郑贼招之纳叛,不遗余力。他郡从逆者,尚有奔走风尘之艰、未成失败之虑,此则举足一跨便是贼舟,伸手一招,即来狂焰,是人人可以为贼,而户户可以藏奸也”。已经在活跃的海盗集团,也纷纷与郑成功合作,“海上贼徒多奉其号”,战则听从号令,商则随同贸易。

为了争夺粮饷,郑成功在1649年深秋挥兵南下,进入广东。不仅与清军作战,也与此地的各种武装集团争夺势力范围,并在次年,攻击由抗清将领郝尚久据守的潮州城。双方僵持之际,清军从背后攻击郝尚久,两面受敌的郝尚久干脆降清,引清军入潮州城抗拒郑成功。郑成功久攻三个月而不得,只得撤兵而去。

退回闽南后,郑成功依然没有根据地,便看上了其族叔郑彩、郑联辖下的厦门。经部将施琅献计,趁郑彩不在厦门,郑成功以中秋拜会的名义,刺杀了毫无防备的郑联,占领了厦门,并收编了郑彩、郑联的部队,自此获得了一块根据地。

1650年底,清军攻入广州,郑成功南下勤王,令堂叔郑芝莞留守厦门。郑成功抵达广东揭阳后,与郑鸿逵会师,商定郑成功继续南下,郑鸿逵则率军回厦门镇守。

清军果然趁机偷袭厦门。他们在南安俘获了郑成功叔父郑芝豹,用他的船队载运士兵渡海攻击厦门,而防守厦门的郑芝莞只顾自己逃命,厦门迅速沦陷,“芝龙一生之蓄积、成功数载所经营:计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谷数十万斛,以及将士之私财、百姓之钱帛,失之殆尽”。

清军劫掠后,也不防守厦门岛,撤兵回大陆。途中遇上郑鸿逵舰队,被郑军包围,但清军将领马得功威胁,如果郑鸿逵不放他们走,就将杀害其母亲及在京的郑芝龙,郑鸿逵最终放走了清军。

消息传到广东,还没到达广州的郑成功部队军心动摇,郑成功只能放弃勤王,返回厦门。临阵脱逃的堂叔郑芝莞被他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叔父郑鸿逵则交出兵权,退隐白沙。

但是,郑军家的内讧并未停止。不久,大将施琅处决另一将领、与他素有仇怨的曾德,激怒了郑成功。郑成功下令对施家满门抄斩,只有施琅自己逃脱。于是,他再度降清(此前他随郑芝龙降清,后来逃回),最终成为郑家势力的终结者。

有了厦门作为根据地,郑成功的势力不断扩张,与清军的作战各有胜负。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清廷再度招安郑成功,顺治皇帝先后两次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但都被他拒绝。郑成功利用和谈期间,养精蓄锐,并在次年发起了北伐。

对于与清廷的和谈,郑成功告诉前来劝降的弟弟郑渡、郑荫:“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应该说,这是看得很准的。

1655年(南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鉴于双方距离太远,永历皇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由此成为南明小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他将中左所(厦门)改名为思明州,以表达自己对皇室的敬重。

1656年,清军下令开始禁海,随后攻下海澄(月港),“海澄所积计粮二十五万石,军资不计其数,数载之经营毁于一旦”。这是继厦门被掠后,郑成功的另一重大损失。

1658年,郑成功再度北伐,开始是节节胜利,最终却在南京城下大败而归,根据地依然只有厦门和金门。这固然与清军的善战有关,但是与郑成功治军过苛,动辄诛杀大将,导致军心不安,很多将士被迫降清,也有极大关系。

海上当之无愧的霸主

尽管陆上军事并不顺利,但郑成功在海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郑成功曾经向隆武皇帝建议的“通洋裕国”,在他自己手上充分加以发挥。“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郑军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这支海军是郑成功能在清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巍然不倒的保障。郑成功的使者杨廷世、刘九杲曾告诉永历皇帝,郑家拥有“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当时荷兰东印度企业在亚洲地区不过40艘船,远远不及郑成功。

在对清作战的同时,郑成功也在海上与荷兰人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战争”。

1654年,一艘悬挂郑家令旗的商船,被荷兰人劫掠。郑成功在7月1日向台湾的荷兰人提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不仅要求归还船货,而且要另外补偿一百担胡椒。郑成功提醒荷兰人:“尊贵的企业有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大家的合作。”荷兰人接到信后,马上照办,送还船货,外加一百担赠送的胡椒。

有一个海南岛的海寇苏利,与清军合作,率领船只在福建沿海骚扰,劫掠郑家商船,结果在南澳附近被郑成功派遣的舰队歼灭,苏利损失了40艘船只,从此福建的航道畅通。

在郑成功的强大实力面前,荷兰人比较乖巧,但是远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却又开始了对华商的迫害。郑成功有大量商船前往马尼拉,但是,据他1655年7月写给荷兰人的信中说,他的商船在马尼拉经常遭受极其可恶、背信的对待。有时他的商人在那里被打死,他们的货物被夺去,有时他的商品被拿走而不付款,有时只付半价。因此,郑成功决心对马尼拉实行禁航、禁运,“如发现有船要去那里,人命处死,船货没收”。他要求在台湾的荷兰人,必须在辖区内同样公告禁令,严禁任何人前往马尼拉,如果他的命令在台湾没有被实行的话,他将不再与荷兰人“维持友谊”,荷兰人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荷兰人的“福尔摩沙议会”马上在8月21日商讨此事。一方面认为郑成功的禁令“对(东印度)企业与荷兰人的主权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因此不能在辖区内张贴;另一方面也认为:“此地的商人没有人会乐意航往马尼拉,因为这些商人对西班牙人在那里恶劣的付款等情形早有反感。”

不久,郑成功又来信,抗议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对华商进行刁难。并且瞀告说,如果巴达维亚不能马上改善对华商的歧视,他就将发布对台湾的禁运令,断绝荷兰人的货物供给。郑成功的信中说:“我的话就像砾石中的黄金,我所说的,必将实施。”

实际上,此时已经将海上贸易网络覆盖整个东南亚的郑成功,已经成为荷兰东印度企业最为强劲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人在商业上无法取胜,就学西班牙人,以行政的方式进行干预,对华商设置种种限制和阻挠。

在对付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两件事情上,荷兰人都没有实行郑成功的命令,台湾的商船依然开往马尼拉。消息传到了郑成功耳朵里,“余闻此事,血液沸腾,大为震怒”。他警告说,将马上对台湾实行贸易禁运,“甚至寸板亦不准开往大员(台湾)”。

于是,他下达了禁航令,台湾的所有商船在外地的,必须在百日内一律回港,他将派出军舰进行检査,如果发现违禁船只,船货一律没收,人员则将逮捕。“余此言与法令,宛如铭刻于石之黄金,有效且强有力,任何人均不得蓄意破坏之”。实际上,他下达了对荷兰人的禁运令。

同时,他致函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华人首领)、潘明岩、颜二官等,请他们转告荷兰总督,不要误以为郑成功将攻占台湾,“其实如此蕞尔小海岛,对吾既无利可言,自未曾加以考虑”。如果总督能改善华商处境,他可以考虑重新开禁,为了表达善意,“本年仅派遣二艘”到巴达维亚贸易,“将来是否可以再遣更多帆船,抑或完全禁止贸易之进行,要看此次帆船之成绩如何以决定”。

但是,荷兰人继续置若罔闻,郑成功遂下令自1656年6月起对台湾全面禁航。禁航之后,荷兰人大为困窘,一年后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台湾总督揆一派遣郑芝龙的老部下何斌作为使者,前往求情,愿意年输饷银五千两、箭胚十万支、硫千石,换取通航。

郑成功方面提出,必须在台湾向华人商船征收通行税,才能通航。

此时,荷兰人也顾不上“主权”了,认为反正这是对华商征税,不影响东印度企业,便一口答应。于是,双方恢复了通航,而何斌则作为郑成功的代理,在台湾坐地收税,为他积累了大笔收入。

何斌在台湾的另一个任务是,為郑成功搜集军事情报,这个工作至少在1654年3月22日就开始了。当时,何斌申请在鸡笼湾(今基隆)打捞一艘西班牙沉船,但荷兰人发现,何斌的潜水员并不是搜寻沉船,而是探测整个海湾的水深。

直到1659年,荷兰人才醒悟过来,欲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何斌。事先得到消息的何斌于是携带多年勘测的地图,逃回大陆,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情报。

“台湾,吾家故土也;将往复之,以居迫迁之民”

何斌逃离台湾后,郑成功开始思考收复台湾的大计。

几年来,在与清军的作战中,虽然互有胜负,但郑成功在大陆上的根据地,毕竟只有金门、厦门为中心的沿海一小块地方。虽然拥有强大的海军,但兵员、粮饷的补给,毕竟不如清军那般有着广阔腹地来得便捷。

清廷在1656年开始实施海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处死。但对于这种从明初朱元璋就开始的政策,沿海百姓倒是能够娴熟应对。棘手的是,清廷已经开始实施更严厉的措施,那就是将沿海一带民众内迁,彻底断绝郑成功在大陆上的各种资源补给。1660年,清廷的福建总督李率泰宣布,“徙同安、海澄沿海民入内地”。

逃离台湾的何斌向郑成功力言,必须收复台湾作为根据地:“台湾土地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得其地足以为反清复明基地,蕃受红毛人凌辱,思欲反抗已久矣,以公威临之,则如狼逐羊也。”

“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攻退守。”何斌将自己多年悄悄绘制的地图呈上,并详尽指出了荷兰人的防卫部署,鼓动郑成功东进台湾。其实,早在多年前,台湾的另一股海商势力郭怀一也建议郑成功尽早拿下台湾。

大陆战事并不顺手,而且清廷已经基本统治全国,取得了中枢的优势地位,政权不断得到巩固。郑成功本就是现实主义者,讲求“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虽然部下众将领与清军杀红了眼,亦不愿背井离乡,希翼继续“南北固守”,但郑成功已经提出:“台湾,吾家故土也;将往复之,以居迫迁之民。”

到了1661年正月,郑成功再次表示:“台湾当数省要冲,为海道枢纽;沃野千里,民殷物阜。昔太师(郑芝龙)屯垦其地,余风迄今犹存。加之红夷虐民敛货,诛求无厌;本藩职司招讨,拯民有责。吾欲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招沿海民实之,以耕以战;进则将士无内顾、眷属免奔波,退则大海为天堑、军民安盘石。中兴大计,孰有逾此者!”

郑成功不顾大多数将领的反对,决意东征。

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

4月30日,很少涨潮的鹿耳门大潮涌起,郑军顺利登陆,经过激战,普罗民遮城(台南赤崁楼)的荷兰人投降。

台湾岛上原住民闻讯,纷纷起来反抗荷兰人。一名荷兰传教士记载道:“地方民众全部投向郑军,各长老、首长皆欣然接受郑军给予的衣服、帽子、中国鞋等……竟然杀一荷人,将头砍下,众人则在四周欢叫……变本加厉举行馘首(割敌人的左耳以为计数证物)、斩取首级等异教徒的仪式……对荷人已无尊重。”

随后,郑成功挥军从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台南安平)。郑成功致信揆一劝降:“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荷兰人转述的郑成功劝降信写道:“澎湖岛离漳州诸多不远,固为其所属,大员(台湾)亦接近澎湖岛,故此地应属中国之统治。吾父一官(郑芝龙)将此地借予荷兰人,吾今为改良此地而前来。汝等嗣后不得再领有吾地。若办移交自提高其身份,并与其妻女保全生命,所有物亦将加以付还。是时,按志愿亦可居住吾领土;否则汝等将悉予杀戮。”

郑成功的劝降被拒绝,双方爆发激战。荷兰军队的抵抗十分顽强,郑成功无法突破,只能改变战略,开始在台湾进行屯垦,长期围困热兰遮城。到了8月,荷兰人从巴达维亚搬来援兵,双方在海、陆均爆发大战,郑成功在海战中取得完胜,控制了制海权。

当年年底,荷兰军队内的一名日耳曼裔士官叛逃,建议郑成功先行夺取附近的乌特勒支碉堡,这样就可以居高临下轰击热兰遮城。郑成功随即在在乌特勒支山丘附近构筑3座炮台,架设28门大炮,在1662年1月25日发起猛烈炮击。

一天之内,郑成功的炮兵发射了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攻击乌特勒支碉堡,800发攻击热兰遮城。荷兰军队被迫撤离乌特勒支碉堡,两天后请求停火和谈。

经谈判,荷兰人于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2月9日全体撤离台湾。那个土地测量师在日记中说:“就这样,热兰遮城堡和整个福尔摩沙岛丧失了,使大家的国民在这东印度地区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大家的老板主人蒙受很大的损失,我也完全破产,我的东西全部丧失了。”

郑家降将施琅帮康熙实现了“金瓯一统”

收复了台湾之后,郑成功又将目标瞄准了在马尼拉残害华商的西班牙人。

荷兰人投降两个月后,1662年4月25日,郑成功派遣一位使者,在意大利传教士李科罗的陪同下,来到马尼拉,向西班牙总督发出警告。

郑成功在信中说明了自己征讨荷兰人的原因:“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勒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四月率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

郑成功又指责西班牙人:“你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你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但是,考虑到西班牙人“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因此“姑赦你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希翼西班牙人“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就可“示恩于你,赦你旧罚,保你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倘或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

这封警告信送到菲律宾后,西班牙人大惊,反而先下手为强,再次发动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根据目前能找到的可靠史料,屠杀人数至少在4000人以上。这一消息传回台湾,郑成功极为震怒,马上下达了动员令,命令部队集结,准备渡海攻击马尼拉。

这一战如果爆发,将是继林凤之后,华人舰队第二次在南洋深处亮剑。而且,郑成功的舰队比起林凤来,更为强大,从军事角度看,获胜的概率极高。而一旦获胜,攻占了马尼拉之后,以郑成功以往的习惯,必定会大量迁移华人至此,华人完全可能在吕宋岛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殖民地。

但是,这一面向大洋深处的挺进,再次被郑成功自己的火爆脾气搅黄了。

郑成功出兵之前,接到情报:镇守厦门的儿子郑经,居然与奶妈陈氏偷情,还生下了儿子。隆武皇帝时期的兵部尚书唐显悦,向郑成功告发说:“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赍赏,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三父八母”是中国古代礼制中除生身父母外很重要的家庭成员,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从继母改嫁之继父,合称“三父”;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合称“八母”。因此,郑经与乳母私通,等于乱伦。

郑成功命令郑经马上处决奶妈,郑经却拒不服从。郑成功大怒,命驻守金门的堂兄郑泰处决郑经,郑泰也抗命。这致使台湾总部与厦门、金门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此前,为了开拓台湾,郑成功下达了严厉的强行迁家令,要求部下将家眷迁到台湾,导致军心浮动。谣传镇守南澳岛的陈豹,因不愿入台而试图降清。郑成功盛怒之下,偏听偏信,派兵“平叛”,结果逼得陈豹真的降了清。几件事情积累在一起,厦门和金门干脆就切断了与台湾的联络,数月不发一船。

而在郑成功上年(1661年)攻占台湾的巨大胜利中,早被清廷软禁的郑芝龙,于农历十月遭遇满门抄斩的巨祸。同年,满清重臣鳌拜等人以新登基的康熙皇帝的名义,接受了郑氏降將黄梧的“平贼五策”,宣布了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20里内,坚壁清野;尽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杀郑芝龙之外,还挖了郑氏祖坟等。

事事不顺,让脾气暴躁的郑成功病倒,并在1662年6月23日去世,年仅38周岁。当然,后世也有不少人怀疑,其死因并非由于震怒,而极可能被人投毒。

郑成功死后,台湾拥立郑成功的五弟郑世袭继位,而厦门则拥立郑经,郑家的内讧彻底暴发。随后,郑经率部攻打台湾,顺利抓获了郑世袭,返回厦门。

不久,清廷与荷兰人组成联合舰队,攻击郑经。郑经退往台湾,开始与清廷隔着台湾海峡对峙长达20年。

至于郑成功筹划中的远征马尼拉,也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中成为泡影。郑经之后也在1670年和1671年两次计划征讨马尼拉,但最终被“反攻大陆”这个第一目标压倒,而都未能出兵。

自此,郑家在台湾苦心经营“反攻基地”,虽然依然是西太平洋最为庞大的武装海商团体,却失去了郑芝龙被明代招安后那种背靠国家权力的强大。在“反攻大陆”和防止大陆攻击的巨大压力下,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消耗下,郑氏集团不断地萎缩和弱化。

1683年,康熙皇帝派遣郑家降将施琅统一台湾,实现了“金瓯一统”。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编辑: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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