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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盗

2020-12-28 01:57:49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0年6期

“(15世纪时)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但中国没有。”海盗、海商、海军,自古皆有,大凡沿海国家皆有。而能将这些海洋力量整合、粹炼为国家力量的,却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闻立

1588年7月,西班牙无敌大舰队被英国彻底击败。这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海战,英国人凭借这一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基础,而为大英帝国立下不朽之功业的,是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

英国人并不用Pirate(海盗)来形容德雷克,而是用另一个与Pirate很相似的单词——Privateer来表示。

Pirate与Privateer的区别,在于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对劫掠的对象、区域有严格的限制,并且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比例的劫掠所得。

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也经常与本国海军协同作战,但是,私掠船却并不听命于海军的指挥,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可以在规定地点、规定范围内自由行动。为了防止他们违反这种“双规”条件,政府一般在授予私掠许可证的时候,要求船主缴纳“履约保证金”,违者将被罚款、刑事处分,甚至处决。

私掠船制度,是英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为海盗进行了正名。从此,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这为茫茫大洋上的无数海盗指明了出路,照亮了前程。从此,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而曾经称雄海洋的东方大帝国,却在间歇性地“晕海”,屠戮着自己曾经伟大的航海力量。当英国海盗们在西班牙战舰的残骸旁欢呼时,中国海盗林凤被西班牙人从菲律宾击退(1576年)已经22年,林道乾被葡萄牙人围剿(1580年)已经8年。

东方最早迎来的葡萄牙人,实际上都是真正的海盗

“海盗”似乎从来就不只是个贬义词——除了在中国。

实际上,西方语言中的pirate或者corsair,并不像中文的“海盗”一词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贬义。而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是,在中文里,同样是强盗,陆地上的强盗却有着“绿林”、“草莽”等较为中性的称谓,而海上的强盗则只有“海盗”一称。

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是,在成王败寇的王朝更替中,成功赢得皇帝宝座的,几乎都是来自陆地上的强盗。他们及他们的笔杆子,不得不将陆上强盗分别出“左中右”和“上中下”几等,以便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书写自己那伟大而辉煌的历史。而那些海上的同行们,则非常不幸地没有机会能赢得逐鹿问鼎游戏的胜利,也就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甄别。

实际上,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孙对海洋的敌视,不止是出于小农对于陌生大海的畏惧,更是因为来自大海的方国珍,曾经是朱皇帝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朱皇帝对于海洋挑战者的力量,有着切身体会,而且这种体会极不愉快。所谓恨屋及乌,在他消灭了方国珍势力后,这种政治上的仇恨与恐惧,也随之转移到了大海身上。

利用海盗进行拓张,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一大政治武器。

困扰罗马帝国的一大问题,就是海盗。罗马的海盗,指的主要是那些敢于挑战罗马帝国霸权的反抗者。这些海盗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得不频繁出动大军镇压。有意思的是,罗马帝国实际上从中深受其益——在帝国的扩张过程中,镇压海盗为罗马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客观上协助了罗马人将霸權合理化、合法化。

罗马从制造海盗到镇压海盗的循环式流水线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后,便顺理成章地将这种逻辑扩大到帝国的对外政策中。一切敢于不听号令的小邦国,罗马人就会将它描绘成“海盗国家”,或者至少是协助海盗活动的国家,从而为文攻武斗提供借口。

本都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就是罗马帝国宣称的最大海盗——只因为他挡住了罗马人扩张的脚步。双方展开了三次血腥的战争,前后历时25年,史称“米特里达梯战争”。在血与火厮杀的同时,双方也展开了宣传战,将对方描绘为海盗,而将自己打扮为地区和平的护卫者,争取和争夺其他国家的支撑。

“海盗”一词甚至进入了罗马元老院,成为那里进行辩论和相互攻击时使用得最为频繁的词汇。道貌岸然的政客们,毫不犹豫地将对手描绘为海盗。在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留下的文集中,就有大量的类似记录,他甚至直斥政客们还不如海盗有信用,“对海盗的信任也好过对元老院的信任”。

到了大航海时代,海盗更是成为西方国家拓展的先锋。

葡萄牙的崛起,曾经令当时和后世的研究者都大跌眼镜。偏居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以及它的紧邻西班牙,似乎从来就不是欧洲历史的主角,更没有任何成为世界历史主角的征兆,但是,他们却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海权的认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葡萄牙的崛起,正是因为其浓厚的重商气氛,不仅令其具备了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丰富经验,同时也助长了其冒险精神,“地理历史逻辑支配其把向大西洋扩张作为国家最合理的商业冒险”。

东方最早迎来的葡萄牙人,实际上都是真正的海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与英国后来的私掠船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持有葡萄牙国王或政府的批文。当然,批文上的经营范围是探险,而非抢劫。

尽管心雄天下,但葡萄牙国王却有个致命的问题:囊中羞涩。探险是要成本的,而他却没有资金,就只好做无本生意——命令自己的舰队公开拦截商船,获取战利品。这种最为简捷的方式,被葡萄牙人带到了全世界。新的殖民地建立之后,为了维持殖民地政府的开支,他们就地打劫。一个极端的事例是,葡萄牙在印度果阿建立的殖民地政府,曾经因负债而无法经营,其总督卡斯特罗为了筹资,甚至想将其儿子的尸体挖出来当抵押品借债,结果,靠着没收了一条运送金银的商船,成功度过经济危机。

葡萄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海盗企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要塞,从路过的商船船主们手上收取税收,签发通行证,然后就将这些详细的情报交给海军,由海军出发再度拦截并抢掠这些商船。最为荒诞的是,为了创收,葡萄牙人干脆将司法官与税务官合二为一,以确保能以司法权力获得足够的税收。

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令葡萄牙殖民帝国成为藏污纳垢的所在,甚至连普度众生的教会“耶稣会”,也对殖民地嗤之以鼻,不准殖民地民众成为“会者”(传教者)。1580年,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瓦里格那诺将葡萄牙在印度殖民地的民众分为五类: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印度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葡父亚母的混血种人;葡亚混血;纯种印度人。他们一律被禁止成为“会者”。对于后三种人的限制,还能理解,而对于前两者,教会认为,欧洲出生的“纯种”们,大多是流放的囚犯、文盲加混混,而印度出生的“纯种”们则道德败坏,习于各种邪恶行为,都不是好东西。

葡萄牙在海盗式的扩张下,从一个欧洲小国迅速崛起,成为雄视天下的霸主。这对欧洲的邻居们是极大的刺激。葡萄牙以及它的海盗手法,也成为他国日后效仿的对象。

葡萄牙和西班牙发明的“一海两吃”

葡萄牙的“国营”海盗们曾在中国海岸喧嚣一时。早在1513年,葡萄牙的马六甲防守司令,就派军舰来到广东珠江口屯门,建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未过几年,葡萄牙武装船队来到屯门,“藉词防御海盗,擅置等栅,又设立绞首台,滥施刑罚,蔑视中国主权,且劫夺行旅,拐诱幼童,抗不纳税,侮及官吏”。“杀人抢船,势甚娼獗”,甚至“剽劫行旅,至掠小儿食”,《明史》中写入了吃人的故事,估计是以讹传讹,但以葡萄牙远征船队的人员素质,的确与海盗绝无二致。

1521年,大明军队围剿广东的葡萄牙海盗,但葡萄牙人流窜到福建、浙江海面,并与中国本土海盗们开始了贸易往来。实际上,与中国本土同行相比,葡萄牙人烧杀抢掠,是以此获得给养和收益;而本土的海盗们却多是被海禁政策逼得挺而走险的沿海武装海商,主要靠与葡萄牙人做生意获利。

1548年,明军在浙江舟山洋面上击溃葡萄牙海盗,“俘斩溺死者数百人”。1549年,在漳州附近再次重创葡萄牙海盗。

在重创之下,葡萄牙人改变了赤裸裸的海盗形象,而请求贸易通商,并主动请求协助明政府镇压海盗。明政府欣然接受,此后,在镇压林道乾等本土海盗的战斗中,葡萄牙人都扮演了先锋角色,甚至无偿地出人、出枪、出钱,这种对大明王朝的“效忠”态度,令朝廷十分满意,澳门也就逐渐成为葡萄牙人实际上的殖民地。

到了清代,为了镇压活跃的海盗,朝廷沿袭了明代的“智慧”——借兵剿匪,活躍在南中国海的葡萄牙人便成了首选。1804年,大清政府和葡萄牙组成联军,围剿海盗,葡萄牙人出动了6艘战船和730人,大清则以现金“入股”,掏出了8万两白银,并答应事成后可以把澳门借给葡萄牙人暂用。其实,葡萄牙人早在明代就实际占领了澳门,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每年都要缴纳“房租”后才可以继续居住,能和大清管军一起剿匪,这自然是露脸的好事。善于海战并且装备精良的葡萄牙人,三下五除二地把澳门附近的海盗打跑了,这其实等于是为自己稳定了地盘。

此后,葡萄牙人经常应清廷的要求,与官军联合行动攻击海盗。

当时,南海流域最大的海盗首领,叫郑一,他统率的海盗帮叫红旗帮。红旗帮的舰队在1807年就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有战船500至600艘,吨位多在70至150吨左右。郑一的妻子石氏出身风尘,却胆识过人,成为郑一的“贤内助”。1807年,郑一在一场台风中落水溺死,石氏便垂帘听政,这就是海盗史上著名的郑一嫂。郑一嫂垂帘听政,出面的则是她和郑一收养的干儿子张保,人称张保仔。没多久,两人干脆把那些礼教人伦彻底砸烂,结为夫妻。红旗帮在新的夫妻档经营下,越发红火,战船达到600多艘,人马4万多,实力强大。好莱坞的著名影片《加勒比海盗3:世界的尽头》中,由周润发饰演的华人海盗啸风,其原型就是张保仔。1809年9月,张保抢劫了英国东印度企业商船,收获颇丰,还要求英国方面出钱赎回被抓的洋人。英国遂与葡萄牙及清军联合,集中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在赤腊角大败红旗帮。

西班牙在与葡萄牙的争夺中,逐渐占据上风,并最终在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各大洋的帝国。在西班牙帝国的全球扩张进程中,他们几乎完全照搬了葡萄牙人的办法。

海盗成为开拓先驱,等站稳脚跟后,海军又以“反海盗”的名义跟进——当然反的是当地海盗,以擭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发明的“一海两吃”。

在东方,西班牙对大明帝国也表现了谦卑的姿态,充分利用大明帝国对海外华人侨居点的恐惧,拔除了林凤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占据了台湾北部。

海盗和私掠成为英国的救星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先后崛起,证明了两点:一、只要抓住海洋,小国、弱国也能变为大国、强国;二、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海盗是获得成功的手段。

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的荷兰,迅速将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本事付诸实践,迅速壮大。荷兰海盗的舰队,毫不犹豫地拦截和抢掠西班牙帝国的商船。与老大帝国西班牙相比,荷兰并没有那庞大的封建领主阶层,而西班牙的那些封建领主们,将大量的资本作为生活享受,而不是投入再生产。荷兰人的商业也因此而更为纯粹,资本的逐利欲望也更为赤裸裸。

其实,早在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革命”之前,荷兰人就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的70%左右。而独立之后,在迅速壮大的军事力量护航下,荷兰一跃成为欧洲重要的经济中心,将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三大枢纽集于一身。

当英国人面临着西班牙的巨大压力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囊中羞涩,无法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西班牙人的舰队。此时,海盗和私掠成为英国的救星。

1568年,英国海盗劫掠了西班牙的军饷船,获得了价值15万英镑的巨额军饷。

1572年,德雷克在巴拿马地峡,攻击了西班牙运送白银的骡队,获得50吨白银。

1577年,被西班牙舰队追击的德雷克,因为无法通过戒备森严的麦哲伦海峡,被迫南下,却发现了一道新的海峡,可以直达太平洋,这道海峡日后被命名为德雷克海峡。

德雷克进入太平洋之后,在美洲西海岸夺取了大量金银。这里虽然是西班牙殖民地,但西班牙人以为此地极为安全,并未设防——实际上,西班牙人根本就没做好欧洲同行们会窜入太平洋的准备,几乎所有的东方殖民地都处于不设防或低度设防的状态。德雷克的这次远征,带回了50万镑战利品,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收入。伊丽莎白女王亲临海盗船,为德雷克颁发“爵士”称号。

英国人兴奋地投入到私掠船的海盗事业当中,据估计,在1565至1603年的英西战争期间,英国的私掠船至少有100艘,有时甚至多达200艘。这些有执照的海盗们,成为西班牙商船的最大梦魇,同时也在实战中培养造就了日后英国海军的精英人员。在歼灭无敌大舰队的战斗中,参战的英国私掠船共有64艘之多,而皇家舰队的军舰只有34艘。可以说,海盗,或者私掠者们,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坚实基础。

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大舰队后,与荷兰并列世界新秀行列。在与西班牙人的作战中,英国海盗与荷兰海盗联手,共同封锁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并试图共同从中国擭取利益。

葡萄牙、西班牙发明的“一海两吃”,在英国得到了更为完善的运用。在中国,英国人先是与荷兰人联手,以海盗方式擭取利益。之后,英国人便专注于与中国通商。此时的中国海面上,英国人十分低调,甚至与中国海盗们也相敬如宾,以期息事宁人。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东亚的海上霸主地位逐渐确定后,以“反海盗”为名介入中国领海,便成了它的主流。

而到了太平天国动乱时,英国更是以“反海盗”为名,通过了议案,向中国出售一整支装备有世界最先进武器的舰队,由英国海军的阿思本为司令,这就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但这支舰队在到达中国后,英国人坚持保留完全独立的指挥权,而大清政府认为这是关系到谁指挥枪的原则问题,坚决不让步,最后只能把舰队解散了事。

“一海难容二龙”,英国与荷兰迅速翻脸。在1570年之后,双方发生了许多战争,持有“私掠许可证”的海盗们,互相攻击对方的商船。荷兰人逐渐居于下风,英国人获得了海上的霸主地位。马克思认为:“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海盗们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据经济学家估算,整个17世纪的英国海外投资中,海盗们的掠夺,仅次于东印度企业。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

吊诡的是,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私掠船制度被美国人充分运用,去攻击英国的商船。从1775年秋开始,在连续7年的时间里,有2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只,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对英国商船大肆抢劫。共有3000多艘英国商船被劫,物资损失高达1800万美金,这令美国独立战争成为不少人一夜暴富的好机会。

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再到之后的美国,历史证明了,只有海权持续扩张的国家,才能带来国家实力的真正提升,控制大海就是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但中国没有”

美国学者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感慨:“(15世纪时)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但中国没有。”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15世纪的失败,更多地是由于动机而不是手段的相对缺乏。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

中国官方不仅放弃了成为大海霸主的机会,而且一再强行打压、围剿和阉割自己的海洋力量。自明代以来,以农为基础的政权,顾虑、害怕甚至仇恨以商为基础的海洋力量,一旦坐稳了江山,就想方设法地禁海,以封闭和孤独来建立自己的“中央王国”。从郑和下西洋开始,有限的海洋开放,被局限在更为有限的“面子工程”和“豪侈品采购”的范围之内。当这种需求可以通过“朝贡”轻易地解决后,通往大海的门便总是被关闭。偶尔的开放,也是基于政局和财政困窘的无奈之举,比如明代的“隆庆开关”,而这种开放的动机依然是“寓禁于开”,嚴格的管制和普遍的腐败,反而令海商们完全失去了在海禁时对政府全面开放的期盼之心,更是铁了心地“走私”。民间的力量与国家的公权力,总是无法在拓展大海上形成合力。

西方的海盗们,则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撑。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亲自指挥探险船队,勘探非洲,到达了休达。达·伽马、哥伦布等大航海时代的人物,无一不是在政府的力撑之下开拓万里波涛。这种集探险者、海商、海盗、海上民兵于一身的“国际惯例”,在英国开始正式颁发“私掠许可证”之后,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企业,都是具备了国家政权职能的超级企业,他们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可以自行宣战,并且得到了国家的全力支撑。

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撑下开疆拓土时,中国的海盗必须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著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

中国政权对于海盗的围剿,是锲而不舍、虽远必诛的,甚至不惜联合外人的力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举凡来到中国海岸边的西方海盗们,都有着与中国政权联手镇压本土同行的经验,这令他们欣喜若狂。

将所谓的“化外之地”的海权,“宁予外人、不予家奴”,其实是中国政权的本能选择——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从秦始皇统一后,中国政权的本质就是要维持“一人为刚万夫柔”,以便一人一家一姓治天下。外来的西方海盗们,虽然打家劫舍,甚至割占离岛,但他们并没有问鼎中原的野心,他们所需要的是经济利益,而非领土和政权,这是大可放心的。而本土海盗们,恰恰有着追逐政权最为必需的财富力量和军事力量,这当然令明清两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们寝食不安。

不过,这并非统治者们的杞人之忧:中国海盗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马上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净海王”王直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既令统治者有了更强的对付海盗的办法,也令他们更有理由担忧海盗们坐大后,将问鼎中原。

这种庙堂与江湖所共享的中原情结,正是造成中国陆地政权与海洋力量总是水火不容、相互戒备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中国海洋力量衰微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讲,中国并没有出现如同西方那样的真正的海洋力量,中国的海商、海盗们,在被迫下海的同时,心中充满的希翼依然是及早登陆,陆地才是他们认为最终能够成就自己人生理想的场所,而海洋无非是登陆前的工具而已。中国海盗,虽然曾经具备了足够稱雄大洋的技术,但是缺乏如同西方海盗那样的进取心态。

美国学者斯塔弗里阿诺斯感慨道,与当时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中国相比,西欧依然是无可匹敌的,因为“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曾经对过去500年的世界海洋霸权国家实力资源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海洋霸权的改变,在于不同势力对于可支配性资源掌控能力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核心要素,就是“制度创新”。

海盗、海商、海军,自古皆有,大凡沿海国家皆有。而能将这些海洋力量整合、粹炼为国家力量的,却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编辑: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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